第三届国医大师李佃贵杏林悬壶50余年，博采众长，衷中参西，在长年脾胃病临床实践与基础研究中首创浊毒理论，提出中医脾胃病与浊毒密切相关，并将化浊解毒法应用于脾胃病的治疗。

　　运脾醒脾，不喜补脾

　　朱丹溪《格致余论》云：“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肾肝之阴升，而成天地之交泰，是为无病之人。”中医学中，脾不仅具有承载，受物的功能，还具有化物、输布水谷精微的功能，故说其既有坤静之德，又有乾健之运。近代医家江育仁认为“欲健脾者，旨在运脾；欲使脾健，则不在补而贵在运也。”李佃贵认为“脾少真虚，多为湿困”，故临床上不喜用人参、党参等纯滋补之品，恐滋腻碍脾、中焦壅滞胀满，反助病邪。而喜用健脾运脾之药，最喜白术、苍术合用，正如张志聪《本草崇原》云：“凡欲补脾，则用白术；凡欲运脾，则用苍术；欲补运相兼，则相兼而用。”并喜欢砂仁、紫豆蔻合用，芳香醒脾。砂仁辛温，归脾、胃经，专主中焦，《本草备要》谓其“辛温香窜，和胃醒脾，快气调中，通行结滞。”紫豆蔻味辛，性温，芳香气清，入肺、脾、胃经，偏行上、中二焦之气滞。二药配伍，芳香化浊、宣通气机、醒脾和中，可有效缓解胃胀、胃痛、纳呆等症状。

　　芳香苦寒，化浊解毒

　　李佃贵根据多年临床经验认为浊毒既是多种脾胃病的致病因素，又是其病理产物，因此化浊解毒是脾胃病治疗的关键因素。李佃贵认为浊毒多由脾胃运化失司，水液代谢失常，聚湿生浊，迁延日久而成。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饮食不节（不洁），或情志不舒，皆可导致脾胃运化水谷之功能失司，水反为湿，谷反为滞，湿滞日久则生浊邪。叶天士谓“湿久浊凝”，浊邪日久不解而生浊毒，浊毒不唯伤胃阴，更阻胃络，导致胃体失于濡养，胃腺萎缩，并在此基础上变生恶病。

　　李佃贵治疗脾胃病最显著的特点即是芳香与苦寒之药合用。芳香以化浊，苦寒以解毒。芳香之药如藿香、佩兰等，《本草正义》谓藿香“清芳微温，善理中州湿浊痰涎，为醒脾快胃、振动清阳之妙品”，佩兰味辛，性平，也能宣化湿浊。二药相伍，香而不烈、温而不燥。醒脾快胃，可谓极品。苦寒之药，李佃贵最喜用茵陈、黄连相伍。黄连苦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长于清胃肠之湿热，《本草经疏》云：“黄连禀天地清寒之气以生，故气味苦寒而无毒。味厚于气，味苦而厚，阴也......涤除肠、胃、脾三家之湿热也。”茵陈苦辛，微寒。入脾、胃、肝、胆经。临床多用于利胆退黄，李佃贵临床多以茵陈、黄连相须而用，二者同归胃经，临床经验证明，茵陈、黄连合用对脾胃湿热、浊毒内蕴者，疗效确切，且比较安全，一般茵陈多用15～30克，黄连多用9～15克。世人多畏惧黄连苦寒伤胃，但从临床实践来看，成人黄连在15克之内，未见有明显不良反应，且从胃镜观察来看，对于内镜下见黏膜充血、红肿、糜烂、溃疡等，二者合用可使损伤的胃黏膜逐渐得到修复。

　　行气理气，功有六用

　　《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皆生于气”。《丹溪心法·六郁》亦说：“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拂郁，诸病生焉，故人身之病，多生于郁”。而中焦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素问·刺禁论篇》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黄元御《四圣心源·劳伤中气》谓：“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道家谓之黄婆。婴儿姹女之交，非媒不得，其义精矣。”以萎缩性胃炎为例，究其根本，多为中焦气机升降失司，痰湿浊毒瘀血蕴结于内，胃失所养所致，所以脾胃病的治疗，离不开行气药的运用。行气之药，性味多辛苦温而芳香。辛能行散，苦能疏泄，香能走窜，温能通行。浊毒之邪，其性黏滞，容易阻遏气机，使气机升降失常。因此浊毒的祛除，离不开气血运行的通畅。故行气之药在脾胃病的治疗中意义重大。一可活血通络，使瘀血得消。《本草纲目》曰：“气者血之帅也。”二可化湿消痰，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亦为痰湿浊毒之源，脾胃运化正常，则气血生化有源，运化失常，则水谷不循常道，而为痰湿浊毒。庞安常说：“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津液随气而顺矣。”三可通便而泄浊解毒。李佃贵将脾胃病的临床症状归结为痛、胀、痞、嗳、烧、酸、（纳）呆、不寐、泻、秘、冷十大症。不管出现上述何症，凡是舌苔黄腻，脉弦滑者，皆为浊毒内蕴，皆可用行气药下气通便，泄浊解毒，浊毒去而症自除。正如柯琴《伤寒来苏集》云：“诸病皆生于气，秽物之不去，由于气之不顺，故攻积之剂必以行气药主之。”四可消积消肿，《金匮要略论注》曰：“积之所形必气积，气利则积消。”脾胃病患者多有食积中焦，而胃为阳脏，多易郁而化热，故用行气甚至破气之药如枳实、厚朴、槟榔等行气导滞，攻积泄热。萎缩性胃炎等胃癌前病变，实为浊毒壅聚，气血郁滞而见发为坏病，故佐以行气之药，则气血通畅，有利于浊毒之消除。五可解郁安神，脾胃病患者，多病程较长，病情迁延不愈，患者多心情不舒，睡眠欠佳，心烦易怒，而长此以往，则肝郁克脾，更加重病情，循环往复，病难痊愈，使患者痛苦不堪。行气之药既可解郁安神，又可理气健脾，可谓一举两得。六可佐君臣之药使其补而不腻，固而不滞。脾胃虚弱之人，固当补益，但是甘温者多滞气，甘润者多滋腻碍脾，所以稍加行气之药可使补而不腻；而脾肾阳虚失于固涩，下利不止者，于固涩之中，也应稍加行气之药，使固而不滞。

　　行气之药，李佃贵尤喜用以下对药：香附配紫苏梗，川朴配枳实，陈皮配木香，槟榔配沉香，柴胡配青皮等。

　　善用虫类，攻毒散结

　　李佃贵认为“浊毒”既是胃癌前病变的主要致病因素，也是其病理产物。对于轻度浊毒内蕴者，采用清热解毒类药物如白花蛇舌草、半边莲、半枝莲、叶下珠等。而中重度异型增生，舌质暗红，苔黄腻者，多以全蝎、蜈蚣等虫类入药。关于虫类药的抗癌作用机理，可归结于以下几个方面：（1）扶正培元固本；（2）活血祛瘀化痰；（3）入络攻坚化积；（4）以毒攻毒散结；（5）预防复发转移。而其中，全蝎、蜈蚣为其必用之品。全蝎味辛平有毒，传统认为全蝎归肝经，功善息风镇痉，通络止痛，攻毒散结，其攻毒散结之功效为历代医家所公认，如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曰：“蝎子……专善解毒”。蜈蚣味辛性温，有毒，入肝经，息风镇痉、攻毒散结、通络止痛。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言其“走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性有微毒，而转善解毒，凡一切疮疡诸毒皆能消之。”传统认为两药均入肝经，但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通过记载的有效病例证明“治噎膈者，蜈蚣当为急需之品矣。”李佃贵经过多年临床也验证，两药相须为用，对消化系统的肿瘤既癌前病变具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寒因寒用，通因通用

　　寒因寒用和通因通用均为反治之法，“反治”亦称“从治”，始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何谓逆从？岐伯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帝曰：反治何谓？岐伯曰：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是指用寒性的药物治疗真热假寒证的方法。《素间·六元纪大论》云：“动复则静，阳极反阴”。有部分脾胃病患者畏寒症状较明显，尤其是胃脘部，每以热水袋热敷，遍用姜桂附子而不能缓解者，观其舌象，舌质多红，舌苔多黄腻，脉象多弦滑，李佃贵认为这是浊毒蕴于中焦，阳气不能覆布所致，并以暖气管道为例，浊毒如管道中之污垢，非锅炉不烧，而是污垢积塞，管道不同所致。所以用芳香苦寒之药化浊燥湿解毒才是治本之法，每每用大量苦寒之药，如黄连、黄芩、黄柏均用至15克等，患者疑而不敢用，经过耐心解释后，试用其药，疗效显著，需要指出的是寒因寒用必须以暗红或红色舌，黄腻或黄厚腻舌苔，脉象多弦滑为用药依据。

　　攻下法是通因通用的重要体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为下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张仲景首次将下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下法的适用、禁忌及理法方药做了系统的论述。《伤寒论》中下法应用于阳明腑实证，《金匮要略》中用下法治疗的杂病有腹满寒疝、宿食病、脾约、水气、痰饮、下利等。张子和更是师古创新，将下法推而广之，提出“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并认为下法的机理为“下者，推陈致新也”。其实攻下的根本目的在于推陈致新，使机体达到新的平衡状态。李佃贵认为脾胃病患者多为浊毒内蕴，而二便尤其是大便是浊毒重要的排出通道。所以临床上，李佃贵十分重视患者大便的通畅与否，大便秘结者通便，大便不成形而黏腻不爽者也可通便以利于浊毒的排出。而李佃贵对于“通因通用”的认识并不拘泥于单纯的“下法”，凡能调达气机者皆可为“通”。正如高士宗曰：“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