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医现代化是假的现代化_中医学术_学术园地

2003年上半年，非典型肺炎在全国肆虐，几令现代医学陷入无策可施的窘境，但面对来势汹汹的非典型肺炎，沉寂已久的中医学却显示出了她顽强的生命力。广州中医药大学两所附属医院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综合治疗，疗效显著。至今年6月，附属一院治疗80余名SARS患者，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平均住院时间9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二附院至4月初收治112例患者，平均退热时间7天，平均住院18天；二附院甚至纯用中医药治好了15例SARS患者。钟南山院士所在的医院，初始收治17名SARS病人，10例死亡；他请中医科大夫会诊查房，中医共介入治疗71例患者，仅一例死亡。北京仝小林教授治疗小组收治16名SARS病人，纯用中医药治疗，全部治愈，平均退热时间仅4.5天。北京有关权威人士称，北京中医介入抗SARS斗争虽然较晚，成效显著，介入后的死亡率是介入前死亡率的五分之一。全国著名老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以下简称邓老）根据广东中医治疗非典的经验，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中医完全可以独立地治疗非典，当然，这个中医必须是一个有水平的中医。具体地讲，一个有水平的中医必须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熟谙中医经典，精通辨证论治。”

邓老还告诉记者：“全国其他地方的中医之所以不能像广州一样很好地发挥作用，就是因为很多中青年中医，包括六十岁左右的中医，大多西化了，没有真正掌握中医的精髓，临床经验也很欠缺，对中医信心不够。而广东省中医院这两年组织医院的骨干大夫拜师、温习中医学经典，所以这次在面对非典时，广东省中医院的大夫就敢于用中医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赞许。”

广东省中医院、著名老中医焦树德教授的师承弟子陈伟大夫刚刚结束一线抗击非典的工作，他有些激动地告诉记者：“在这次非典的防治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如果我们这些年轻大夫的中医学根基更扎实，如果我们这些年轻大夫的中医修养能像老中医们那样深厚的话，我们会发挥得更好。这个体会特别深。在一线治疗非典的过程中，在跟师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徒弟都深深感觉到，不是中医不行，是我们学中医的人不行。确实是这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带着这个问题，记者历时三个月，行程数千里，先后在全国各地拜望了一批在中医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临床大家，北京的吕炳奎先生、焦树德教授、王绵之教授，广州的邓铁涛教授，南京的干祖望教授、周仲瑛教授，上海的裘沛然教授、颜德馨教授，杭州的何任教授，武汉的李今庸教授，哈尔滨的张琪教授。在采访途中，一些中壮年中医中的佼佼者也与记者交流了看法，一些青年学子还向记者倾吐了他们的心里话。。

老一辈对中医未来的思考是沉重的，对中医教育的批评是尖锐的。爱之尤深，责之也切。衷心希望老人们的忠告不会付之东流。毕竟，这一辈中医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华医道的真正传人，很可能就是中华医道的最后传人，因为老中医称他们是一代完人。（也就是说，随着这一代老中医的过世，中医将走向消亡。）在沉痛的话语背后包藏着的是老中医们对中华仁术的拳拳之心。在深沉的思考底下昭示着的是歧黄学脉的坦途和正道。

前些日子，广西中医学院一附院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除了院领导之外，主要就是毕业班的同学。在会上，同学们的一个共同心声就是对中医没有信心。这实在是一个怪现象，并且这个现象还不仅局限在广西，几乎所有的中医院校都面临这个境况。广西中医学院的刘力红教授告诉记者：“我们的教育花了五年时间，或者八年时间，如果再读博士，那就是十一年的时间，尽管花了这么多时间，可是相当多的人对中医还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相当多的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还没有入中医的门。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我们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搞这么一门教育，而最后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

刘力红教授还谈到：“在中医博士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看中医经典了。如果哪一位博士的案头放上一部《黄帝内经》，那是要被笑话的。博士的案头都是些什么书呢？都是分子生物学一类的现代书。博士这个群体，无疑是个高层次的群体，所以，读些现代的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中医博士为什么不愿读中医书尤其不愿读经典呢？我想答案只能有一个，就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医只不过如此，经典只不过如此。”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告诉记者：“现在有的中医博士连四大经典的名字都说不全。”

邓老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医教育的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引导学生确立对中医学的信心，是否对中医学具有信心其实也就是中医是否入门的一个标志。而在目前，中医教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危机，而中医教育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信心的危机。中医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能够解决学生的信心问题。”

全国著名老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颜德馨教授（以下简称颜老）告诉记者：“中医教育的失败，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就是学中医的人对中医没有信心。古代的大学者墨子说：‘志不坚，智不达。’如果对一门学问没有信心，我们怎么可能学好它呢？怎么可能在遇到重大疑难时排除万难迎头而上呢？而攻克疑难、解决疑难正是中医学在五千年历史中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针对中医院校流行的不信任中医的风气，全国著名老中医、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裘沛然教授（以下简称裘老）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中医院校的老师和学生对中医没有信心，就是因为没有学好中医，对中医学的精髓一无所知。其实，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治好的很多。中医教育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实际上是自己不争气。本来，中医院校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高级中医师，最低要求是培养出合格的中医师，可是现在，中医院校培养不出来合格的中医，培养出来的中医简直就是废品，连庸医的水平都达不到，庸医也还是要懂一些中医的汤药方剂，可现在培养出的学生对中医的理法方药根本不懂。这是中医教育很大的失败。中医教育走入了误区。”

为什么会出现中医学人不信中医的怪现象呢？裘老的答案一针见血：“问题的根源恐怕还不在教师，而在政策的导向。现在的政策导向就是要中医走向现代化。中医走向现代化是对的，中医要创新也是对的，可是中医现代化应该是继承了五千年中医传统的现代化，而不是中医的西医化。中医学从来就不是一个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体系，而是始终处在一个返本开新的创造之中。张仲景的《伤寒论》就是对《内经》的丰富和发展，这才是中医学术的创新，而仲景也由于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而成为一代宗师。历代的中医名家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中医学的丰富和发展，重大的创新历代层出不穷。”

裘老痛切地指出：“中医现代化，首先要知道几千年来无数的大医和先哲们呕心沥血的成果是什么。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到中医的现代化。对几千年的中医学术成果茫然无知，你搞什么现代化，你根本不懂啊，没资格来讲中医的现代化。可是现在，由于中医现代化的含义错了，中医现代化成了中医的西医化。现在所谓的中医现代化其实是一种假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现代化，是一种赶时髦。他们不相信中医几千年来通过临床在几亿人身上实践的成果，他们只相信小老鼠身上实验的结果。不相信几千年的伟大传统而相信小老鼠，这是对中医根本不了解，是一个错误。在这样一种现代化的指导下，所谓的中医创新是空话，中医学术陷入了错误导向的混乱之中。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只有返本才能开新。无论是中医现代化还是中医创新，只有与五千年的传统一脉相承，只有在中医学自身的规矩准绳内发展，中医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开花结果，中医的创新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也才可能出现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西方著名思想家怀特海的一段话发人深省：“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如此，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换句话说，维护科学文化繁荣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一个丰富而有生机的传统。这个传统内纯正权威（中医界古代的张仲景、孙思邈等，现代的邓铁涛、焦树德等临床大家）潜移默化的指引是这门学问保持生机和创造的源头活水。西方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也深刻地指出：“从我们人类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只有当人有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的和伟大性的东西产生出来。”而中医在近现代的最大矛盾则是，一方面希望在“中医科学化”和“中医现代化”的口号下实现中医的繁荣和兴盛，另一方面却不愿与自身传统血脉相连，对自身传统采取一种漠然甚至是排斥的态度。

于是，不相信中医有独立的学术地位，盲目崇拜西医学方法，再加上对自身传统的冷漠势利之心，就构成了今天中医界的学术现状。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医界把改造传统中医、简单模仿西医当成中医现代化的方向。中医被连根拔起。丢掉了根柢的中医被抛入了无家可归的命运之中。中医学术的所谓“现代化”和“创新”也就不得不陷入错误导向的混乱之中，“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变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赶时髦”（裘老语），“其结果只能是中医理论或学术灵魂的‘火化’和死亡” 。（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语）

虽然刚刚在非典一线立下大功，广东省中医院名老中医的师承弟子们仍然对中医学的前途怀着深深的忧虑。他们告诉记者：“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医的科研成果出来之后为什么没法推广。实际上，现在中医界的科研工作者就相当于中医学的翻译人员，他们的工作只是把中医学的内容翻译成西医和国外的人都能接受的信息而已。它本身并没有真正发展中医。比如西医的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在没有研制出来之前，许多自体无法产生胰岛素的患者面临着死亡。该产品一旦开发出来，马上就可以推广，糖尿病患者就开始使用它，挽救了不少患者的生命。胰岛素的出现解决了一个现代医学曾经无法解决的疑难。中医学几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她的存在造福了亿万生灵，他的每一次发展都解决了人类健康的重大难题，例如伤寒论的问世、温病学派的产生等等。只不过，中医的发展是在一个非常成熟、完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框架之内，这种发展可以是无限的，但不应该任意“突破”这一理论框架，否则很容易违背客观规律，即离经叛道。可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学术研究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像活血化淤治疗心脏病。在这样一项科研进行之前，谁都知道活血化淤治疗心脏病。等到所谓的科研成果出来之后，一切照旧。可以这么说，这样一种中医学术研究，只不过是给中医学穿了一件逻辑语言和数学语言编制的外衣而已，对中医的实际内容没有任何触动。何况，活血化瘀只是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中普普通通的一个方法而已，当今之所以倍受关注，无非是套用西医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微循环等理论罢了。”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把简单模仿西医当成学术创新的后果就是导致中医的学术水平在一个低层次上重复。他们尖锐地指出：“比如说活血化瘀。现在很多人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去研究，最后的成果是：无病没有瘀，无药不化瘀。这种研究完全失去了中医活血化瘀的内涵，其实是把中医活血化瘀的内容给抽象掉了，偷换掉了。中医的活血化瘀本来是非常高超的、微妙的，要辨人、辨部位、辨脏器……，非常入细入微。可是这样一种研究的结果是把原本非常精妙细微的活血化淤弄成了没有内容的空洞的抽象，把中医活血化瘀的内涵降为一个很低的水平。这种研究是不成功的，甚至于导致滥用和治疗方向的错误。”中医研究院已故名老中医岳美中先生几十年前曾撰文说：“冠心病之治疗，常用‘活血化瘀’之法，认为是‘血瘀’所致，但需深入分析。依中医理论，胸阳衰弱，浊阴干犯清阳之府，乃是该病之基本病机。”岳美中老先生是真正在中医理论框架内研究中医理论，其撰文的苦衷可以理解。可怕的是，种种研究上方向性的错误，不会因为几位老中医的呼吁而扭转，反而由既得利益者们“发扬光大”,从各级中医教育到新药开发、临床治疗无不贯彻到底，落实到每一个医生心中、每一个治疗方案里、每一位患者身上，出现“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可悲局面。

焦老的一番话尤其令人心痛：“我们老中医在一块的时候就讨论，现在的政策导向是强调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实际上就是用西医的方法研究中医。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也不知花费了多少，得出个什么结果呢？中医的理论学说是有道理的。完了！没有一个把中医几千年的成果否决了，都证明中医是对的。几十年来，每年花费多少个亿，多少大学、多少研究所、多少研究院参加进去搞，搞来搞去，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医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些老中医就想，如果从党的中医政策一下达，就按照中医自身的理论体系和规矩准绳研究中医，这几十年，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怎么也能出三个、五个成果，就是出一个成果也好啊。没有！几十年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成果都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人力、物力投入，全白花了，时间也耽误了。”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博士告诉记者：“中医院校的硕士生做实验做到细胞水平，博士生做实验做到基因水平，这种中医还是中医吗？这种中医到临床能看好病吗？实验室里的老鼠能检验中医的成果吗？比如说对中医的一味药进行中药提纯。这味药在整体上没有毒性，疗效很好。提得越纯、越细，毒性就越明显，疗效就越低。那么是以疗效判定药的好坏，还是以纯度判定药的好坏？而现在所谓的中医现代化是以纯度为标准判定药的好坏，这恰恰说明不能用西医这一套标准评价中医。可是，我们中医科研的经费却全都浪费到老鼠身上去了。所谓的科研成果其实都是泡沫。我们中医界应该认真反思，我们的科研是在发展中医还是在消灭中医？中医的学位是不是授予了那些中医学得好的人？”

邓老也指出：“中医为什么推不倒？就因为它能治好病。你不相信也得相信。你说它不科学,你说它是经验医学,你说它什么都好，但它能够治好病。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不承认不行。可是我们的中医教育培养不出来的偏偏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临床的高明中医。我很早就说过,中医的教育失败就是临床教育的失败。”

来自美国的留学生李博安谈到：“中医界硕士、博士这种严重的数据造假现象，和中医政策的导向有关系。去年，一位老师告诉我们：以后研究生实验论文的结果可以有阴性的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政策导向就是要求中医研究生的实验结果必须是阳性的。这对中医界影响很大。因为在学校和医院，不管是升级、升职，还是申请经费，如果实验结果不是阳性的，就很困难。”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学友很无奈地谈到：“现在的中医学术研究仅仅是对中医做了一点形式上的改变，而且大多还是掺假的，对中医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推动。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做这种有水分的、形式上的改变，而不去真正推动中医发展呢？那么多人学了中医，为什么不用中医、不在临床发展中医呢？就是因为背后有一种利益的驱使。在现在的体制下，老老实实从事中医发展的事业，对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没有任何好处，会让他牺牲很多。说到底，是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要求中医走向所谓的现代化，其实是西医化。”

由于导向的错误，所谓的“中医现代化”也就成了“中医的伪现代化”，把中医带上了一条名存实亡的道路。就像一位中医界人士所说的，当年为“中医不能丢”所做的努力，中医机构的增加，中医院校数量的增加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空壳，邓老（邓铁涛）称之为“泡沫”，干老（干祖望）称之为“蝉蜕”，是很形象深刻的比喻。而真正有志于中医的学子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在一所中医药大学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规规矩矩学习中医，中医死掉；认认真真拜师学艺，自己死掉”。一位从中医药大学毕业不久的硕士这样总结自己的学习生涯：“三年研究生学习的最大收获是‘走出校门，跳出正规’”。也就是说，走出已经学不到中医的中医药大学，到民间参访明师寻求真知；跳出已经“走入歧途”（裘老语）的中医正规教育，到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体认中医的正道。

我们看到，在这种“中医伪现代化”的桎梏下，中医与价值之源的联系完全被切断了，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完全被窒息住了，五千年来根深叶茂的中华医道已经到了“花果飘零奄奄待毙”的惨境。可是中医界的一些领导和学术领头人仍然顽固地坚持着这样一条不归路，还要沿着这样一条道路“脱胎换骨改造中医”。一位中医界著名学者就宣称：“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要把中医学纳入到现代科学的体系之中，用逻辑、数学语言来描述它，用动物实验验证它……”。一位中医药大学的校长还扬言“中医现代化没商量”。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固执呢？

邓老的一段话意味深长：“我相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的同志都想把中医的工作办好，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移的。尽管大家诚心诚意想办好中医，可是如果你的方向错了，你就要遭到失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根子，就是大家心中有疑虑：中医能够独立地发展吗？自然科学在二十世纪的成就那么大，中医要是没有自然科学的帮助，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