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jstcm.com  2005年11月16日  9:56:53   现代教育报  郝光明

    “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

       著名学者林中鹏先生告诉记者：“‘中医现代化'这个口号是我最早在1979年中西医结合座谈会上提出来的。在此之前，曾经流行一个“中医科学化”的口号。很多老中医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就是认为中医不科学，所以才要科学化。”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提出：中国的医学落后了，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要现代化。当时的设想是：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要在目前的形势下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西医不要来干扰中医。这个口号是对当时含含糊糊的中西医结合的一种委婉的批评。” 但是，没想到事过二十四年，现在回过头来就发现：‘中医现代化'又产生了与以前‘中医科学化'同样的后果，就是要用西医的方法评价和改造中医。我们看到，所有的行政措施、行政命令、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都从这个角度出发了。于是，就出现了今天这样一种畸形的中医教育体制。这种畸形表现在：学生们满腔热情来读中医，但是在你学习中医之前，要先经过两年的‘洗脑'，即先学习西医的理念和方法。等到‘洗完脑'之后才开始正式学习中医。最后到了验收阶段，还要按照西医的方法来写毕业论文，如果你完成不了，就毕不了业。这就等于把一个学科独立自主的地位完全剥夺了。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门能够进入大学的学科是这么做的。几十年下来，所谓的中医现代化就成了假的现代化。” 这种“中医现代化”归根结底就是认为中医不科学。而中医的科学性之所以始终没有得到确认，中医是否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之所以始终没有得到承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医界弥漫着一种对科学方法论的“信仰”：只有应用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知识才是合乎理性的知识，才是真理；未能应用科学方法而采取的主张则是情绪的反应或个人的偏见。科学方法是客观的、普遍的，具有普遍适用性。中医不客观、不规范，所以要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把中医客观化、规范化，从而实现中医的现代化。 对中医界盛行的这种对科学方法的“信仰”，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张祥龙教授予以了深刻而又沉痛的批评。 下面是记者的采访整理。

     “这是一种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的愚昧”

     传统的中西医代表了两种很不同的看待世界和人体的方式，看待真理及获得真理的方式。如果不考虑中西医的重大区别，把这两者硬性地拢在一起，认为可以用西方传统学术所崇尚的对象化的方式来理解中医，尤其是以为可以用它来规定中医里面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不科学，然后通过它来搞科研教学，不但不会促进中医的发展，而且还会窒息中医的生命。 首先我们应该询问：传统的中、西医在根本处到底是否能相配起来。中医是阴阳象数化、时机化、境域化、哲理化和技艺化的，一定要和人的实际生活、文化传承和天地四时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在这样一个天地人相应相通的意义世界中，中医的内在生命才能舒展开来，它的功效才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像现在这样用西方的不适当的方法，西方传统哲学与科学的存在观、真理观、认识论来规范中医，就等于把中医放进了一个牢笼之中。这就是说，把中医关入了传统西方科学观指导的实验室和教室里面，完全对象化，就像被关进笼子的老虎和巨雕，它们的威风和长处就表现不出来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中西医结合”就只能是一种“拉郎配”，根本就不是一个平等的“自由恋爱”，而是去形成一种思想方法上的“主奴关系”。“不是中医不行，是学中医的人不行。”学中医的人为什么不行？关键是他们的路子走错了，把自己的根本和长处丢掉了。 科学方法与科学内容是息息相通的。那种认为有一套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的看法是一种过时的科学观。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可以完全普遍化的科学，包括像物理学这种以严格著称的科学。比如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都不能被一个框架统一起来，两者之间有一种非连续性或质的差别。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把这种差别称之为范式的差别。不同的科学范式，它们之间的裂缝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更不用说像医学这种与人的丰富多变的实际生存直接相关的东西了。目前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哲学的进展已经表明：每一种科学方法都是局限在某一种科学范式、科学体系、甚至生活形态之中，只有在这个体系或“知识型”里面才有效。不同体系的出现并不是证明原来的体系完全错了，而只是表明，在它适用的范围之外，它是无效的。目前中医界中的一些人也认为，在医学中只有一种正确看待生命的方法，这是很危险的。在目前西方科学处于绝对强势的情势下，这么看问题只会造成恶性的西方传统医学中心论，将中医这个中华文明的仅存科技硕果置于死地。 西医那套东西能不能普遍化、“全球化”，能不能拿来规范我们？关键是看效果。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既然这套以传统西医为标准的“中医现代化”的方式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最后没有什么好效果，而只是使得中医越来越弱，被边缘化、无关痛痒化，趋向消亡，那么这套所谓普遍化的真理还是普遍有效的吗？所谓让“中医现代化”的东西究竟是促进了中医还是窒息了中医呢？你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如果这套所谓“普遍化”的东西带来的结果是中医的消亡，那么它就是伪普遍化，因为一切都要以中医的生存与发展为标准。 传统西医只有在西方科学的生理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等构成的概念体系里才能起作用，而中医也只有在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的思想世界和话语世界中才有效。像中医界目前所做的，拿数学化、生理学化、解剖学化等等来治中医，想把中医的阴阳五行、象数思维、辨证论治等内容按照这样一个陌生和敌对的框架来对象化、定量化，是不可能产生什么真正有益于中医本身的结果的，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就像老中医们说的，中医的科研搞了那么多，却没有哪个真的促进了中医本身的发展。不像西方式科学中的科研，对这种科学确实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实际上，不但不起作用，反而会有害，而且是贻害无穷。因为“同行”或不同科学范式之间的互相陷害是最可怕的。同行打着科学的旗号，充满了偏见，随着他们的思路来整治中医，非把中医治死不可。他说你不科学、不规范、不客观，不是真医学，这就掐断了传统中医在主流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生命线。这样，主管部门就根本不会让中医有施展身手的天地，所以中医也就越来越萎缩。就如同林黛玉永远不可能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取悦于贾府、孔子永远不可能得到黑格尔的赞赏一样。你越小心，越想与它保持一致，你的长处就越得不到发扬，你也就越弱。而越难与它保持一致，你也越难得到它的尊重和支持，中医也就越萎缩。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像目前中医界这种对西方传统科学方法论和科学观的“信仰”是一种愚昧，这是一种以科学之名行反科学之实的愚昧，实际上是一种伪科学观。他们所谓的普遍的科学方法实际上只是他们对科学方法的一种误解。只有不懂科学哲学的人才能这么幼稚，它是一种科学盲的表现。如果我们去问西方的比较前沿的科学思想家，说用数学语言、逻辑语言和西医的方法让中医理论科学化，我想十个人中会有九个人不同意，甚至十个人都不会同意。

 “中医界必须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

       一位美国留学生告诉记者：“中国中医界目前在教育和学术上的这些做法，就像中国的一句古语：‘邯郸学步'。”这种“邯郸学步”式的中医现代化给中医套上了一道道枷锁。其实，任何一门探索真理的学问都是有内在生命的，并不能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人为制造。已故著名老中医岳美中先生颇喜唐代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中“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的名句，深受启发而活人无数。今天中医教育是否也应当沿用岳先生昔日的活人之道：顺中医之天（内在的生命）以致其性焉，而不是用一些外在的理念、方法牢笼她、整治她，甚至是宰割她。实际上，对于这种桎梏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科学观，当代西方科学界和思想界的批评已经非常普遍和深入。 著名海外学者林毓生教授指出，像这种对于科学的理解实际上是把科学变成了教条式的“科学主义”。这种流行的科学主义对科学抱持的形象，不但不能提供对科学的本质及其方法真正切实的领悟与理解所需的资源，相反地，它剥夺了中国公众获得这项领悟与理解的机会。与这种科学主义者的“信仰”正好相反，近二十年来逻辑与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已经清楚地知道在科学内容与科学方法之间不能划出一道清楚的鸿沟；事实上，研究科学的方法因科学内容之改变而改变。过分提倡逻辑与科学方法并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最易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很肤浅。因为“科学方法”所能接触的只是形式问题，但各项实质问题是从各个具体问题本身而来，如欲对这些问题提出重大原创的见解，“科学方法”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门学问实质层面中无法形式化、无法明说的创造活动。 西方著名思想家博兰尼的重要发现就是，在真正的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中，研究与创造活动的关键是科学家不能明说的、从他的文化传统与教育背景中经由潜移默化而得到的体会。这种“潜移默化的体会”并不是遵循形式的准则（像逻辑、数学语言等）可以得到的。换句话说，逻辑、数学与方法论不能对研究与创作活动中最重要的关键——潜移默化的体会加以界定，更谈不上指导了。“潜移默化的体会”虽然无法予以界定，但它是从严格的训练中陶冶出来的，包括像学徒式地服膺自己心悦诚服的师长的看法与言论以求青出于蓝，努力研读原典，苦思、关心与自己有关的具体而特殊的问题。 物理学家布里奇曼的这段话非常有助于说明这种“科学主义”对一些学科的致命影响：“一切可能的经验都符合我们已经熟悉的类型，于是只要求对一切可能的经验进行解释——难以设想还有比这更有害科学的观点了。这种观点表明了缺乏想象力、精神上的愚钝和固执。” 西方著名思想家哈耶克更是对这种完全违背了科学精神的愚痴予以了痛斥：“这种‘科学主义'的偏见，并不是真正探索真理的精神，而是一种对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奴性十足的模仿。它们确实反映着一种没有丝毫科学性可言的迷信，因为它们是生搬硬套，不加批判地就把其他学科的思维习惯运用到不同的学术领域，无视这个领域和形成这种习惯的领域有巨大差别。这种‘科学主义'与真正的科学精神不同，她并不是一种不带有偏见的立场，而是一种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它在对一门学问的具体内容深入思考之前，便宣布自己知道研究它的最恰当的方式。” 张祥龙教授还发出呼吁：“现在中医界对科学的理解还停留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水平上，按照这套落后的科学观的路子，非把中医整死不可。现在中医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要真正向世界的先进文化开放。当代的西方思潮已经和正在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基本上是朝着改善中西文化关系的方向变。这种思路对世界的看法是多元化的，对真理的看法是多元的，完全承认最重要的地方往往是非对象化的，或者是超对象化的。这些从根子上生成化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境域化了的思路，大大改善了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思想关系。所以，在与西方打交道时，要在不失自家天地的前提下，真实地全面地开放，不要被以前我们脑子里的‘西方'或‘科学'框住。要善于交国际上的真正朋友，学习那些于己切实有益而无害的最新思想，与方法上的西方中心论抗争。”

      从西方中心论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

      我们看到，中医界流行的这种科学观的错误就在于把某种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绝对化无限化了。正如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所说：“唯一的危险是很容易把现代科学看成是最后的结论，并仅仅根据它的观点来衡量过去的一切。其实，现代科学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往一切科学发现具有多少价值的末日审判法庭。因为现代科学是变的，它还远没有到顶”。全国著名老中医、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陆广莘教授（以下简称陆老）指出：“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科学还不能很好地解释，就说这是不科学的；恰恰相反，在客观事实面前它还不能很好解释，只能说明现代科学还太不科学。如果我们硬是强把现代科学当作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以的就矢'，用它来衡量现实的一切，则是我们把科学变成了迷信和教条。” 可是，中医界的很多学者偏偏就是把科学当成了迷信和教条。在这样一种科学迷信的思潮左右下，一部中医近代史就成了一幕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悲剧，成了一段滥用行政、法制手段以一种文化排挤另一种文化的痛史。 事实上，最前沿的现代科学理论（如系统论、生命自组织理论等）越来越接近中医的思想，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深刻，她是超前的未来科学。人体数字学的倡导者之一、老科学家汪湘教授说：“《黄帝内经》就是人类最早的一部人体数字学著作，而且是今人尚不能完全理解和难以企及的。”中医学是伟大的，可是伟大的中医学需要伟大的精神来守护。正如陆老所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传统文化的民族是悲惨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可能来结束这段悲惨的历史。中医学应当在卓然自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性来吸收融合现代科学包括西方医学的一切成就为我所用。还没有从西方中心论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的人，是会把这种提法指责为狂妄自大的，殊不知我们许多人在百事不如人的精神状态下生活太久了，妄自菲薄太多了。” 尽管中医界的很多学者把西医学奉为圭杲，可是，西方人士早已认识到西医的局限性。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尽管西医应用了高精尖诊断设备，误诊率却高达50％以上。西方目前死亡的人中，90%死于医源性疾病，而非死于原发性疾病。而且，西医没有办法解决他们认为病因不明的疾病，而这类疾病占人类疾病的70％，所以西医才提出了亚健康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西医的否定，是向中医的靠拢。 医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然生命，可是以还原论、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学所依据的方法和观念，有些却是反自然、反生命的，因此不能不陷入许多误区和死胡同。1998年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和其他22个发达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因化学合成药物毒副作用导致死亡的人数，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依靠科学发明和制造的药物竟然成为人类的第四杀手，这不能不让世人震惊。而很多西方科学家则发出西医“何时才能把人当人看”的感叹。早在1948年，著名科学家维纳写了一篇《应该把人当人看》的文章。他尖锐地批评：西方医学没有把人当人看，换句话说，就是把人当成了机器。后来，著名物理学家薛定锷写了一本书《什么是生命》。他发出呼吁：应该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来看待生命。作为复杂系统的生命具有自组织能力，只有协调好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才能维护复杂系统的稳定。实际上，这些资深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西方医学不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医学界需要洗心革面。 林中鹏先生指出，这些问题说明西方医学出现了结构性缺陷。现在，美国因为药害（不是医疗事故）引发疾病需要住院治疗的，一年就达到二百二十一万六千人，不需要住院治疗的还不算。而且，其中有十万零六千人是根本治不好的，比一场大战争的伤亡还厉害。这还仅仅是美国一个国家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西医药学的结构性缺陷，西药无法通过自身的进步克服其巨大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问题，只能不断淘汰产生耐药性的药品，开发新药，且周期越来越短，毒副作用越来越大，开发成本越来越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而这种结构性缺陷是不可更改的，如果错了，就只有一条出路：改弦更辙。

    中华医道昭示的是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生命和谐共存的道路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的樊正伦教授告诉记者，中医再不能沿着西医的路走下去了，华夏先民本来一直走在一条更为正确的道路上。 樊教授指出，中医从不讲要杀死谁，因为它知道任何一种致病因子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展起来危害人，所以它从改变条件入手了，运用药性之偏纠正人体之偏。条件是什么？中国古人认为，人的一切生理、病理活动和天地是密不可分的，是浑然一体的。正因为人和天地是浑然一体的，人和天地是息息相通的，所以当天地之气异常变化的时候，在人体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当天地之气的异常变化使得某个致病因子发展起来的时候，当人的体内环境和外在环境一样的时候，这个致病因子就有在人体生存的条件了。 我们拿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举例。在张仲景的时候麻杏石甘汤治疗肺炎有效，二千年后我们拿它治疗肺炎仍然有效。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想杀死谁，它改变的是人体的条件和环境。二千年前，麻杏石甘汤可以改变肺炎患者体内的条件和环境；二千年后，麻杏石甘汤仍然可以改变肺炎患者体内的条件和环境。所以二千年前，它能治肺炎；二千年后它还能治。不像很多西药，十年前有效，随着病菌的变异，就变得无效了。因为你想杀死它，它不愿意死，就变异了。病菌变异的速度比人类研制药物的速度快得多，这就使得现在的很多西药陷入了很茫然的状态。中医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什么方法呢？它不管致病因子藏在哪，它也不管致病因子有什么样的危害，因为它知道致病因子只有发展起来了才可以伤害人，只要让致病因子安分了，人就能有一个健康宽松的生活环境。所以，我只要把病菌可以发展起来的条件改变了，你在你的范围内生存，我在我的领域中生活，大家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和平共处，这才是中医治病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医“和为贵”的精神所在。所以中医治病治到底，从不讲杀死谁，中华医道是一门以“和为贵”的医学。因为大自然给了人类生命的权利，也给了病菌同样的权利。 华夏民族的中医药可以历数千年而不衰的原因就在于它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它没有走杀死谁、抑制谁的路，它走了一条“和为贵”的道路。中华医道和中华文化所昭示的道路，是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生命和谐共存的道路，也是一条真正长久的道路。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有一个前提：保存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如果这个前提被破坏了，一切科学技术发展到最后，就是人类的灭亡。人不能对大自然无限制地索取。所以，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这么多的古老文明都消亡了，而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中医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医所有治病的手段都是谋求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存。 中医的基本思想就是“道法自然”与“和为贵”。我们要切记：术可变，道不可变。术是在道指导下的具体方法，具体方法可以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但如果我们要依凭自己当前的知见改造中医理论，那不就是不“道法自然”，不以“和为贵”了吗？ 樊教授的思考是深刻的。那么，以“道法自然”与“和为贵”为根本宗旨的中医学在一个以征服自然为标志的时代如何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呢？让我们去看看广东中医的努力。 敬请关注：花果飘零的五千年中医之三——用脚走出自己的路。 注：谨在此向中医界和北京大学各位师长和学友的全力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