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传略

朱良春  李树仁  姚守诚  章鸿慈

　　章次公先生(1903～1959年)是近代杰出的中医教育家、临床家、革新家，曾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等职。章次公先生治学不迷信，不盲从，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和“双重诊断，一重治疗”、“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的主张，为研索中医、中西医结合，提高临床疗效，培育中医人才，整理医史文献，弘扬中医药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创新精神，更值得我们加以继承和发扬。
　　章次公先生，名成之，号之庵，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人，生于1903年7月28日。其父乃前清秀才，在清末参加江苏省新军第九镇，任镇江象山炮兵营长，属于革命烈士赵伯先的部下，曾担任其机要秘书，为同盟会会员，对革命做了许多有益之事后。辛亥革命失败后，其父返回故乡，郁郁去世。
　　章先生幼年丧父，由母亲抚育成长，遵守父训，不过问政治，练武习文，后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读书，1925年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研工作，又兼任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后改任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形成了用药泼辣的风格，处方以“廉、便、验”为特色，救治无数危重病员，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有“平民医生”之赞誉。
　　次公先生在校读书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敏悟过人，深受丁甘仁先生的器重。丁师是江苏孟河人，和他的故乡大港村相距不远。在清代，孟河名医辈出，马培之、费伯雄、余听鸿、丁甘仁诸贤纷纷著书立说，他们都能融经方、时方于一炉，而又有自己的创见。他从孟河派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毕业后，又师事经方大师曹颖甫先生。曹师对仲景之学研究有素，临证常用经方，胆大心细，这些对章次公影响很深，但他并不为两家学说所囿，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在学术上自成一家。
　　章次公先生随后离开广益中医院，于1928年2月任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中医部主任，1927年与王一仁、秦伯未等创办了中国医学院。1929年夏与陆渊雷、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并担任教学工作，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八个字为院训，培养了一批中医后继人才。于1937年开始私人开业，在此期间，也带教了不少学生。
　　章次公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史、哲、医均有精深的涉猎，对中药学尤有研究，著《药物学》4卷，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关心中医前途，多次呼吁国人维护中医。
　　章次公先生一生不好名利，对恩宠荣辱处之淡泊，在民族危难之际傲骨峥峥，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对劳动人民表现了深切的同情。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维艰，他体察到兵荒马乱中的劳动人民有病不得治的痛苦，因而在上海私人开业的日子里，他每天规定时间专为穷苦人诊疗，不收诊疗费用。无钱买药者，还可以拿着签有他名字的药方到指定药店去配药，无需花一分钱，年终由他和药店结算，付清药款。
　　上海沦陷前，他曾参加由上海世界红十字会医院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上海沦陷后，虽然当时生活比较紧迫，但他仍严词拒绝了敌伪机构委任的重职。章次公先生说：“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并资助几位热血青年去解放区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滩成了美国人的天下。此时由于欧美文化的渗透，恐洋、祟洋之风甚浓，在很多人的想法里，既然月亮都是外国的圆，那么药丸更是西方的灵了，国民党当局歧视中医，不扶持中医，反而采用了消灭中医的政策。国民党政治腐败，先生对黑暗统治深恶痛绝，因而他常在家里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中医如亡亦无天理”。
　　解放后，章次公先生在经营私人诊所同时，参加了公家工作，任上海市卫生局公费医疗第五门诊部特约医生，并兼任了华东干部疗养院的特约医生，参加了华东高级干部保健工作。1955年应召赴京工作，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还兼任保健局中南海保健医生，担负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章次公先生先后曾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叶剑英、刘伯承等中央首长看过病，还多次为毛主席诊病并与其谈论中医工作。先生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读书又博，所以广采百家，融会贯通，明辨真伪，见识超人。1956年毛主席曾两次约其畅谈中医学终宵，主席博古通今，看过较多的中医书籍，提了不少疑问，先生均能对答如流，主席高兴的说：“难得之高士也”。
　　他调京不久，参加了林伯渠同志的抢救工作。林老呃逆月余不止，病情十分危重，总理责成他为抢救小组组长，组成了抢救小组，经他以大剂野山人参，并亲自煎煮治疗后，使林老呃逆很快被控制，病情平稳下来。从此以后，找先生会诊的病人日益增多，整日乏暇，连礼拜天门前小车也排成队，在京的学生都去帮助抄方记录，认为是极好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在京期间，章次公先生曾留心搜集善本医书，原拟修订我国《历代医籍考》，校勘《内经》，他曾说：“《内经》论针灸，阐扬经络；《甲乙经》第三卷侧重于在体表上标用穴位，后世亦有人宗之。而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讲求经络，与《内经》一致”。在他读过的《内经》木刻本上，还遗留了一些札记。他曾准备积极总结疾病防治规律，为振兴中医事业作更多贡献，但终日忙于应诊，无暇实现，实为憾事。
　　先生常年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每遇冬季即发。1958年冬，咳嗽加剧，并感腿痛，后经检查确诊为肺癌骨转移。1959年4月，抱病参加了全国第三届政协会议，会后即入院治疗。在住院期间，他密切配合治疗，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全身广泛转移所引起的病痛，毫不流露痼疾之痛苦，他说要学习老干部的坚强意志，所以神情还是很安样的。使经治医生、护士深为感动。虽经多方医治，终因无效于1959年11月6日不幸逝世。
　　章次公先生主要学术思想和成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治学严谨  祟尚实际   章次公先生一生，他成长为一代名医，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为关键的是他的治学方法。他治学祟尚实际，反对不着边际的空谈。不盲从，不迷信，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他曾说：“吾人生当科学昌明之世，但问其学说之是非，不问其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为何。苟仲景学说有背科学，则其罪当与庸医同科；若铃医有一方之效足述，则亦位与仲景同等，当以科学之尺度衡量之，然后始有持平之论”。可见其胸中毫无成见，纯以事实为根据。
　　二、发皇古义  融会新知   章先生富有革新创造精神，不厚古薄今，勇于吸收新知，积极进取，提出对祖国医学理论要加以整理和提高。他对五行学说有自己的看法，认为祖国医学自有他的精深独到的地方，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但中医的长处不是在于五行生克的理论方面，五行生克也指导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
　　章先生所处的年代，正值欧风东渐，中医界前途茫茫，祟古者固步自封，求新者标奇立异，中西医相互抵梧。他挺身其间，早年就曾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主张，认为只有中西医团结起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打破中西医的界限，力求二者的沟通，才能更好地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早在三十年代末，他就邀请留德的医学博士在自己的诊所里为他的学生讲授物理诊断、化验诊断，西医内科学等等，开创了中西医相互学习的风气。在临证时，遇有疑难病例，常请西医会诊，或进一步作放射、化验检查，以明确诊断。他还常将中西医学理论在医案中合并讨论，对中西医理论进行印证与沟通，提出许多自己的看法。如谓：“大叶性肺炎，痰有铁锈色，系肺循环郁血故也”，进而推论：“麻黄所以为此症之主药，即因其能亢进血压，消失郁血之故也”。“月经之生理虽在卵巢，亦受神经之支配，古人调经多用疏肝，意在调节神经”。诸如此类，在《章次公医案》一书中俯拾可见。
　　三、寒温统一  经时交融   章次公先生敢于打破寒温的界限，吸取各家学说的精华。做到寒温统一，经时交融。章次公先生认为寒温乃是完整的体系，温病学说是《伤寒论》的延伸与发展，不应当割裂开来，这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对于过去所谓“经方”、“时方”之争，他颇不以为然。可见先生治学，无门户之见，无派别之争，博采众长，力避其短。章次公先生对温热病的治疗，经验丰富，风格独特，不少同道都知道，他治病十分注意保护心力，也多有良效，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个突破。
　　四、热心教育  培育人才   章次公先生除治病救人外，还热心中医教育事业，培育人才。毕业后即在母校任教，随后在1927年与王一仁、秦伯未、严苍山、许半龙、谢观等创设中国医学院，1929年又与陆渊雷、徐衡之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并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教学主张。先生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敢于推翻陈腐之论，新奇大胆，动人心魄，引人入胜，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所以学生最喜欢听他讲课，得益也最多，往往予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灵慧。章次公除讲药物学以外，常选前人之医案，加以分析点评，作补充教材，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可作理论到实践的桥梁。章次公对门人教导殷切，爱护备至，常言章氏家风，朴实无华，要养其志，无暴其气，要敏于事，而慎其言。门人朱良春学成返南通悬壶，先生赠印一方，文曰：“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作为临床实践座右铭。在先生春风化雨下，今桃李成行，先生虽去世已四十四年，但门人感先生之德，尊师、爱师、念师之心，无时或释。
　　五、重视医德  淡泊名利   章次公先生秉性耿直，坦率真诚，敦厚处世，淡泊名利，从不为名利而争，但为学术、为真理，却常仗义执言，据理力争，事后从不存任何介蒂。尤其在京任职时，仍能保持其独特的性格。章次公先生富有同情心，对于贫困者不收诊金，并免费给药。对患重病不能起床的贫民，邀之即去，章次公先生常低头弯腰进小阁楼、亭子间。人们称赞他“是一位诚朴质直，胸中毫无欺诈城府的大学问家”。
　　章次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在先生百岁诞辰之际，谨以此文缅怀、纪念他弘扬振兴中医学的伟大业绩，他的高尚医德、精湛医术、革新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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