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张玉才
“徽州府”古称“新安”，辖安徽的歙、休宁、黟、祁门、绩溪县及今属江西省的婺源县。南宋以降，该地区由于商业经济的发达，文化教育的兴盛，孕育了诸多高贤精英。遂有“东南邹鲁”、“文献之邦”、“无徽不成镇”的美誉。
在此环境下，医家荟萃，医籍宏富，其医家之众，医籍之多，在全国范围内以地区医学而言可谓首富，被史学界及中医学术界称之为“新安医学”。据史料统计，仅明清时期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医家(包括士、商兼医、好医者)有788人，其中320人撰集汇编医籍696种，可谓“新安医学”的鼎盛时期。
扬州在明代即是两淮盐政衙门的所在地，是两淮盐业的大本营，有众多的徽商聚集扬州。仅据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统计，明嘉靖到清乾隆年间移居扬州的客藉商人共80名，其中徽人占60名［1］。明清时期的扬州乃中国一流大都会，而“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2］”
在徽人聚集的扬州，徽人进行的医事活动十分活跃，笔者不揣浅陋，就资料所及，对明清时期徽人在扬州的医事活动及影响介绍如后。
1 徽人在扬州的医事活动
在扬州的徽人医事活动主要有徽藉医家诊治疾病及徽人聚友研医、刊行医书、开药铺、赠药善举等。
1.1 医家为人诊治疾病
据笔者查阅资料所见，明代中叶始有少量医家寓游扬州，明末逐渐增多，致清乾隆时为最多。其中较著者如：明代黟县针灸医生史谋，曾游江浙，山东某鹤膝风重症患者自扬州随之渡江，历姑苏至吴兴，针凡百日而起［3］。罗周彦又名罗慕斋，字德甫，号赤诚，明万历间歙县人。以儒通医，南游吴楚，北涉淮泗，后侨居江苏泰州行医［3］。清康熙时，歙县名医程从周，字茂先，寄迹扬州，以儒通医，诊治多验，其将医案编为《程茂先医案》于1632年刊行［4］。程应旄，字郊倩，歙县槐塘人，“曾寓扬州行医。明末甲申(1644)之变，扬州决战十日，居民濒于绝迹。战后，医界首返扬州者，乃程应旄先生。［3］”程林，字云来，号静观居士，明末清初歙县槐塘人，为程应旄族弟，曾寓苏北扬州等地行医［5］。郑重光(1638～1716)，字在辛，又字素圃，晚号完夫，歙县人。曾寓瓜州，继迁扬州府城行医。其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撰成《素圃医案》行世。其殁后数十年，扬州童叟，无不知名［6］。吴楚，字天士，号畹庵，清康熙间歙县澄塘人。其“制举业之外又精于医”［7］，曾寓扬州行医。1684年、1704年先后将他个人治病经验编纂为《医验录初集》、《医验录二集》等。汪廷元(1723～1800)，字缵和，号赤崖，歙县人，以儒医名世，曾悬壶扬州、江都一带。其将在扬州的验案撰成《广陵医案》一卷，于乾隆四十七年(1780)刊行［3］。王勋，字于圣，清歙县人。本姓洪，世传眼科，十六岁出继王槐庭为子，其“自幼习医三十年，游遍三江两浙”［8］，寓居扬州。嘉庆元年(1794)诗人袁枚因“新春患病，直至孟秋，千医不效，乃至扬州访王于圣，一治竟愈，故作《告存诗》颂之曰：‘王子本为仙，称名不愧圣’［8］”。叶支镛，字杏江，清代歙县仇家塘人，精医，常游淮扬，济人无数，名噪一时［3］。这些徽藉医生为扬州患者的医疗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1.2 结社、课徒以传播医学
徽商好儒，在扬州的徽商建有不少书院、读书楼，新安医家多为儒医，寓扬州的儒医每能借助书院等结社讨论，以研习、传播医学。程茂先于“戊辰(1628)一春，客芜城(今江苏扬州市西北)寓园，得数友人为词社”，与诸社友谈论、研习医学［4］。其《程茂先医案》就有三名“社弟”为之作序。吴楚称：“己未(1679)，余就馆于广陵，习静课徒”［9］，并为人诊疾。被扬州人称为“四大元宝”之一的徽藉著名盐商黄履暹于乾隆年间将徽藉迁徙苏州的著名中医叶天士请到家中，与黄瑞云等人考订药性、校订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10］。清代歙县名医鲍方珍，寓扬州行医，与广陵唐楚珍先生同门而齐名，当代著名中医耿鉴庭先生的六伯祖耿世珍曾师事鲍氏与唐氏。“迄今鲍氏、唐氏所传者，每予道名下用‘珍’字，扬俗称为‘珍’字门”［11］。至今有传人。郑重光将医案“汇成四卷”，用示门人”［12］。他们在扬州为医学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1.3 刊刻医书
徽人好儒，儒士爱书，在扬州的徽州儒商、儒医汇集刊刻了一些医书。
清代黟县南屏大盐商李金榜刻印了《眼科正方》［10］；程应旄在扬州辑有《医学分法类编》［5］；清代驻通州石港任盐场大使的歙县槐塘程翼安(字镜宇)精研医学，于光绪元年(1875)在扬州撰刻《喉痧阐义》［13］；清代迁徙江都的歙县程鼎调(字梅谷)著《习医明镜》六卷［13］。在扬州的徽人撰刻的医书中，以歙县槐塘名医程林(字云来)于1681年寓居扬州时纂著《圣济总录纂要》影响最大。《圣济总录纂要吴序》称：“岁辛酉(1681)，余游维扬，邂逅云来于二十四桥头。盖方以校订《圣济总录》一书，留此者几一载矣。［14］”《圣济总录》卷帙繁重，不便梓行济世，程云来“因留淮扬一载，纂其精粹，去其繁芜，共得二十六卷，”名曰《圣济总录纂要》，刻之于广陵以行世［14］。该书甚为后世推崇。
刊刻医书，以普及医学提供了方便。
1.4 开药铺，设药局或通过“务本堂”举善事
黄履暹于乾隆年间在扬州倚山设“青芝堂”药肆。“药局”既售药也举善事。“新归城内、城外殷实之家，每年入夏以来，置一公所，延请名医，各施丸散，名之曰药局”［15］，“丸名再造……丹号催生……两淮盐务之家，从前施送，十居其八，近则惟闻汪肇泰……三家有之。［15］”两淮总商歙人汪应庚曾在扬州设药局，治疗被疫疠所染的病人［10］。休宁汪允在扬州立“瓜州普济堂”，活人几千［10］。“当时扬州普济堂……药铺……均靠两淮盐务拨款支撑”［15］，另外负责“善举，如病者送诊，施药”的扬州盐业中的“务本堂”组织，由盐总控制，而盐总中徽人占多数，故徽州的乡土背景必然深深地影响着“务本堂”组织［15］。这也可视为徽人在扬州的医事活动之一。
2 徽人的医事活动对扬州医界的影响
总体而言，新安医家(包括兼医的徽商在内)在扬州从事诊疗疾病的同时，纂刻医书以普及医学，入社讨论或课徒带教以传播医学，办药局、好善举以树立良好的医德，无疑对扬州的医界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具体而言，新安医家还纠正了扬州医界学术上的流弊和民间的俗僻。
2.1 力驳寒凉，开温补之风
明代祁门汪机私淑李东垣学术，善用参芪，弟子相传，私淑沿袭，形成了颇有地方特色的新安温补培元派。游寓、迁徙扬州的医家中，程从周、吴楚、郑重光是典型的温补培元医家，他们对当时扬州医界执泥于刘河间、朱丹溪学术而滥用寒凉药的流弊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实际治疗中推行了温补学术。
《程茂先医案》称：“余寓维扬二十余载，目击阴症似阳，误服寒凉而殁者不可屡指。”“余乃常用温中之法而活人多矣!见用寒凉而殁人者，亦多矣。”“江北之人原畏参芪，如畏蛇蝎，而俗医本无定见，不识实虚，每见用参，便从中诋毁，迎合主人［4］”等。吴楚《医验录初集兰丛十戒》有“戒恣用寒凉”条，指出“甘温之药，如行春夏之令，生长万物者也。……故常服甘温之味，则气血充盈”。其为了纠正医界的流弊，又于《医验录二集破俗十六条》中大呼“刘朱之道不息，轩岐之道不著”，列十六条以陈述寒凉之害，温补之宜。郑重光《素圃医案》则从“万物体阴而用阳”、“圣人贱阴而贵阳”阐明了温阳的哲学根据，其在瓜州、扬州用温补为主救治了不少危重急症病人。《素圃医案》载：某寒霍乱病人几经郑氏救治，虽瓜镇医家曾指责其“误补”，然病终得愈，赢得了医家的信任，因此某医家“令子青选为予(郑重光)门人”［16］。以上三位曾在扬州行医的名医，均力倡温补，并不是一种巧合，笔者推测当时扬州医界的确滥用寒凉成为流弊。三位医家对温补理论的阐发，并用他们的诊疗经验、效果，纠正了扬州医界的时弊。
2.2 纠正民间俗僻
63 (总第页)《医验录初集下卷》载：“扬州人家，一医治病，又换一医调理，以病愈之后，只当轻轻调理，不当复用治病时之峻剂也。”某病人被吴楚治疗好转，病家接某“调理”医生，此医极言吴楚用附子之害，处方仅用不治病的“平和”之品，病人服后又陷危重，不得已再请吴楚治疗，几诊后痊愈［17］。吴楚用其实际疗效及说理、宣传，纠正了民间这一俗习。
《医验录初集下卷》曰：“江宁淮扬一带医人治伤寒，……只叫病人饿，其中饿死者不知若干。余向在扬州，见病人一饿二三十日，气已将绝仍不许进粒米，忙劝其家速与粥食，遂不药而起。……饿之致死，而病家与医人，决不知是饿死。”吴楚叹曰：“亦何愚也。”指出：从来没有医书说伤寒要饿，只是说多食冷、多食肉会复发，按时进温热稀粥是必要的。因为生病及服药后，元气已伤，当扶持胃气，使元气渐复。饮食有节，借谷气养胃气、生元气。故“向有志欲作一‘伤寒不宜久饿辨’，以救无辜饿死之命，终年碌碌，有志未迨”［18］。其著作中，有嘱伤寒胃弱气虚的病人定时食粥的多例记载，可见吴氏倡导的这一有效做法，已被扬州医家、病家所接受。
3 小结
明末至清中叶，扬州为两淮盐业所萃之地，徽商便云集扬州。徽商好儒，他们把徽州文化植入扬州。同时为了满足健康、治病的需求，受传统宗族思想的影响，大量的徽州医家或儒、商兼医、好医者随之客寓、迁徙扬州，他们不仅把儒医好读书、研医理、聚友讨论、课徒、纂刻医书、送诊施药的良好风范带到扬州；而且与医界流弊、民间俗僻展开争鸣，宣传、推广温补理论与治法，对扬州医学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扬州医学是新安医学域外影响相当深广的区域，新安医学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的扬州医学也是新安医学域外影响的典型区域之一。我们应该将新安医学的域外影响纳入整个新安医学的研究课题中去，以客观、全面地描画出新安医学的全貌。
作者简介：张玉才(1946-)，男，安徽省芜湖市人，安徽中医学院副教授，医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医各家学说、文献及新安医学研究。
张玉才（安徽中医学院临床医学一系，安徽 合肥 230038）
参考文献
［1］ 叶显思.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M］.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386.
［2］ 许宗元.徽商与旅游［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23.
［3］ 李济仁.新安名医考》［M］.安徽：科技出版社，1990.103，21，46，56.
［4］ 张玉才.程从周与《程茂先医案》［J］.安徽中医临床杂志，1999，2：49-50.
［5］ 程杏轩.医述耿鉴庭跋［M］.安徽：科技出版社，1983.
［6］ 嘉庆十五年.扬州府志人物艺术.
［7］ 吴楚.医验录初集许序［M］.新安医籍丛刊本.安徽：科技出版社，1993.
［8］ 王勋.慈航集三元普济方［M］.新安医籍丛刊本.安徽：科技出版社，1993.1-4.
［9］ 同［7］26.
［10］ 童光东.徽商与新安医学［C］.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首届青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269-270.
［11］ 洪芳度.新安医学史略［M］(1989年通过安徽省科委组织的课题鉴定).歙县卫生局印，1990.250.
［12］ 郑重光.素圃医案自序［M］.新安医籍丛刊本.安徽：科技出版社，1993.
［13］ 王乐陶.新安医籍考［M］.安徽：科技出版社，1999.504，411.
［14］ 程林.圣济总录纂要序［M］.新安医籍丛刊本.安徽：科技出版社，1991.1-8.
［15］ 王振忠.徽商与清代两淮盐务“务本堂”研究［C］.’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196-198.
［16］ 同［12］54.
［17］ 同［7］104.
［18］ 同［7］111-1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