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医学文化中心形成的医学基础_中医学术_学术园地

在历史长河中，伴随频繁的战争和改朝换代与政权的更替，中国文明的中心先后从文明主源头之一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众所周知的迁移:五代十国以前，中国文明中心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并由起源地向东迁移;宋朝以后，经过了“文明东进南迁”，完全移到了长江流域。

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文化，自上古以来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大迁移，其分界线则是元代。元以前，中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核心地带为陕西、河南、河北;元以后，医学文化中心转移至江南一带。在医学中心由北向南迁移的总趋势下，并不排除某个时期由南向北的折返，如南方医学首起于福建、江西、浙江，元朝波及江苏，至明代形成苏、浙、皖并盛的格局;温病、温补学派的出现，新安、江浙等地方医学的鼎盛与繁荣，昭示着江南医学文化中心的形成与日渐成熟。

江南一带在“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思想主导下，以儒从医的很多，皆能发煌古代经典之奥义，继承诸子百家学说。不仅将此运用于临床，而且能将实践经验笔之于书，自成一家之言，为江南医学的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由于古代中医教育的封闭性，秘技秘方传内不传外，故

多子承父业，这特别有利于中医临床经验和祖传秘方的继承，于是就形成一条条血缘型的中医人才链，其中不乏名噪一时的名医，使得江南中医人才在数量上不断放大，影响也增大，新安医学、永嘉医派正说明这一点。加之政府推行世医制度，造就了许多中医世家，出现了众多医学著作，其中不少多为父作子继连绵数世的传世之作，切于实用，使临床经验得以积累，也促进了中医学理论的深化。除了血缘型人才链以外，一些地区不同中医学派的形成

和不断发扬继承也促进该地区名医层出不穷，学派的继承为人才产生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业医者的勤奋钻研则促进了学派的发展。如元末至清初时期养阴学派的盛行，以朱氏之门人及私淑者如戴思恭、王履、王纶、虞传等人为代表，更进一步发展了养阴学说。加之江南交通便利，信息传递快捷，中医学活动空间扩大，客观上加强了名医之间的学术交流，使得他们可以开阔思路，博采众长，克服门户之见。江南医学文化中心的形成也成为必然。

从另一方面看: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医学流派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医学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但“靖康之乱”后大批的北方人不断南迁，先进的北方医学随之迅速南传。为江浙医学发展作出贡献的首推罗知梯，其在被俘途中得刘完素之再传，而旁通张子和、李东垣二家之说，释放后，独赏朱丹溪之诚，授之以刘、张、李之学，成为北方医学传人江南的有功之人。再如中州名医浙西李判官，授刘完素、张元素之学传于吴中葛应雷、葛可久父子，“率与他医异”。刘张之学大行江南之后，名医辈出，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北方医学因人才的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政府重视中医学，知医成为风尚，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文人从医与日俱增;而科举制度文使大批文人进入中医学领域从事专门研究，使得医生的文化素质及整体水平明显提高，为江南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儒学的渗人促进了从医人员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水平的提高。中医学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

宋代政府实行鼓励和扶持医药的政策，使原来落后的江浙医学得以迅速发展，如针对当时巫术盛行，宋政府多次颁布了禁巫法令:太宗淳化三年，颁布昭令“两浙诸州先有衣排裙、巾单、执刀吹角称治病巫者，并严加禁断，吏谨捕之。犯者以造谣惑众论，置于法，’;宋仁宗天圣元年又下昭在江浙几地禁巫。倡医禁巫的政策对于普及医药知识，提高江浙地区

元朝的确立完成了全国的大一统，促进了南北医学的交流，北方先进的医学迅速传人南方，纵观整个医药发展史，此时无论是医家、医著的数量还是质量，南方医学均占有绝对的优势，到明清时期这种优势进一步强化。尽管此期易水学派在河北一带仍有一定的势力，但影响远不如滋阴派，南北医学发展的兴衰对比明确无疑，元代医药中心由北向南转移得以完成。

明代政府实行世医制度，稳定了业医者队伍，保证了医生队伍有较充足的后源;同时也促进了医疗经验的继承和总结提高，使得家族医疗技术和经验能得到较好的承继，出现了一批反映医户经验与成就的著作，呈现专门性、独特性和权威性的特征，推动了医学专门化，最典型的是《名医类案》的编写;而且世医制度也从客观上促使许多医户世家长期运用较为固定的祖传医疗技术，在一定区域或一定人群中行医诊病，使得在相同范围内行医的医户容易对此形成较为一致的医学认同，这些医学认同和医疗经验经过毫无保留的家庭继承和一定形式的医学交流，便可能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术流派，如温补派的薛己、张介宾和赵献可都以在江浙一带行医为主。由此可见，医疗政策方面的保障对医学文化中心的南迁、江南医学文化中心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医学的任务是消除疾病、保障健康，因而某一地区的人口密度与疾病发生率决定了这一地区对医学发展的需求。南宋以后，皇室南迁，大量人口涌人江浙一带，如莫蒙所说“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人口集中，居住拥挤，交通繁杂，卫生条件不良，为疾病流行创造了条件，由此决定了江南一带对医学需求量大，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向医学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同时又为医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医生们有着更多的实践机会、更紧迫的社会压力，因而刺激着这一地区有更多的人来从事医学，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医学研究向纵深发展，这也是江南医学中心得以形成、发展的实践基础。正如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使温热病最终从伤寒病的束缚中脱离出来，突破了历代固有的认识，提出了创见，其中江浙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每一医学中心的形成必然要有标志性的医学思想或医学流派的产生，而每一个医学流派要创造新理论，就必须针对当时医药界的重要问题发表议论。朱丹溪融会张仲景、李东垣、刘完素等各家之学，取长补短，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相火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他针对寒凉派的“火热论”与攻下派的“攻邪论”以及易水

直到明代中叶，以江苏、浙江的南部和皖南等江南地区，崛起了培元温补为学术见解的医学派别，如明代医家张介宾、汪机、赵献可等均重视人体元气，创立温补学派，对当时滥用寒凉的流弊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其学术成就在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亦是可圈可点的。可见医学发展的自身要求对江南医学文化中心的形成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江南众多的医学成就均显示出医家的深厚医学功底及其对医学需求的响应。

中国古代以跟师学徒为主体的教育机制促成了众多医学流派，而恰好是在众多医学流派形成过程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医学人才，可以说医学流派本身就是培养医学人才的教育单位。朱丹溪既是医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又是医学教育家，有着众多的弟子，大多弟子在其悉心教导下成了医学界的重要人物。同时这一医学流派还是一个学术研究单位，他们一边进行理论探索，一边进行医疗实践，各自相对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写出各具特色的医学著作。朱丹溪及其众多门人的涌现，为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全国中医学的中心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而此时的北方却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朱丹溪作为“金元四大家”最晚出者，得罗知梯嫡传，又对《黄帝内经》精心研究，其融汇张仲景、刘完素、李杲诸家，参合哲理，发挥经旨。针对当时《和剂局方》所造成的“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持之以为立命，世人习之以为俗”的不良局面，丹溪指出:(局方》“别无病源议论，止于各方条述症候.集前人有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刻舟求剑，按图索骥”，由于其大声疾呼，不仅一扫《局方》据证

不足论，总结出实火可泻、虚火可补、火郁当发治疗热病的大法，补河间纯用泻火之一偏，为李果气虚发热中增添了阴虚发热的内容。自朱丹溪之后的医学世风一改宋代局方医学好用香燥之药，而喜用苦寒滑润。整个元朝后期，甚至到明前、中期，医学界几乎都由朱丹溪医学思想所主宰，说它是明代医学学术流派的“主旋律”亦不为过。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派的出现，标志着江南医学文化中心的形成。丹溪学派鼎盛的元明时期，政治安定，文化发达，丹溪及其弟子多为浙人，二传乃至三传者不可胜数，私淑学者遍布江南。弟子多崇尚朱丹溪医学理论与实践，其医理与临证受朱丹溪思想影响很大，且多有补阐。丹溪学派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便是改变了(局方》独擅医界的霸主地位，改变了医学界的风气，为江南一带中医学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