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史识

时间：2021-05-12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卢祥之

　　“儒医”是中国中医史上的一种社会现象。长期以来，“儒医”是怎么来的，“儒医”是什么，“儒医”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如何继承，如何发展、弘扬这一有益的医学文化现象，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国医大师晁恩祥在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前几年的论坛开幕前和笔者谈话，当谈到成立儒医文化研究会时，晁恩祥说：“我小时候学医，父亲嘱咐我许多话，第一句话就是长大要做个儒医。”徐松在的《宋会要辑稿》中说“政和七年……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与疾病，谓之儒医。”“儒医”，“儒而知医”这一社会现象的产生，对中国中医学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南宋吴曾著《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说：“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这段话，可能是最早阐释了“儒医”的精神境界，学习中医者，应当一生追求做良医、大医、圣医。“良医”注重高超技术；“大医”注重高尚医德；“圣医”注重道之本体，追求玄达、弘圣。良医、大医、圣医就是儒医。

　　中国儒医文明史肇始于宋

　　中国中医在秦汉时期奠基，在隋唐时期猛进，显著发展标志是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官修《新修本草》的问世。中国是一个儒学一统的社会。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政治思想社会体系。儒学与医学的联系，究竟起自何时，学术史上争议颇多。

　　有学者谓，在宋朝之前儒者通医之人就已甚多。譬如汉代《史记》中记载了许多早期的儒家医学思想。《史记》中记载的《扁鹊仓公列传》为中医儒家在正史中争得一席，也为后世文史著作撰写医学家传记作出了示范。再如魏晋三国时期许多文学家、儒者也都是医儒兼通之人。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力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工诗善文，其作风格清俊。嵇康著有《养生论》，是中国中医养生史上第一篇全面、系统的养生专论。

　　而唐代大医孙思邈博涉经史百家学术，熟通佛典。孙思邈著作有近70种，据考证其中近三十种左右确定为孙氏所著。明代王肯堂和清代张璐都认为继张仲景之后，唯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可与仲景诸书颉顽上下。更著者是唐代著名儒医王冰平素钻研医学，历时12年注释9卷本《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所著还有《玄珠密语》《元和纪用经》等。其对医学理论具有独到见解，许多理论为历代医家所遵奉。

　　从宋代以后，医学与儒学开始明确产生联系。中医历史虽然很久，宋以前谈儒、谈医者也有，但非常明确、确切的“儒”“医”同谓，是在宋代。但当时在上层儒士阶层，仍有不屑的认识，如唐代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说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在宋以前，大医多称“道医”；自宋朝以后，才转而为道医观察事物，总结规律，亦多创造性；儒医遵经论道，以解释学为宗，为新经验找理论根据，又进而发展、发挥出新理论。所以，中国的儒医文化，儒医文明历史，是自宋代肇始的。

　　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建立宋朝，以汴梁（今河南开封）为都城，中原统一，虽与北辽、西夏对峙，两宋国祚319年，开始了“天水一朝”（陈寅恪语）。宋初实行中央集权，赵氏家族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于文治，增强文官筹划，推行科举，选贤任能。但在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衰，到了南偏一隅，奸佞当道，致使国家由强变衰，终致灭亡。

　　宋代科技文化空前发展，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丰盛时期，理学、医学、文学、史学、艺术硕果累累。重文轻武的风气达到极致，在理学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井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指南针及火药一系列发明的社会背景下，优秀人才辈出，史尧弼在《策问》中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说：“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金元四大家”。

　　宋朝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鼎盛的崭新时代。在这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重建天人合一的知识系统，全面弘扬和提升医者的道德修为和职业素养，同时应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审视医学，提升医生的审美素养，真正把医学升华为一种乐生的行为，最终实现医生个体自由全面发展。

　　儒医产生宋代，其内在的历史原因绝非偶然，它和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社会政治因素、经济科学条件及本身发展需要都有着密切关系。无可否认，宋以前确有儒士开始行医，并取得辉煌成就。但是在宋代就开始呈现井喷的形态，整个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儒医阶层。北宋政和七年，儒医之名正式开始流行。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

　　元代著名学者傅若金，曾著《傅与砺诗文集》二十卷，其在序文中说：“儒者通六籍之义，明万物之故，其于百家之言，勿事则已，事之必探其本始，常其蕴奥，极其变故，勿异夫庸众勿止焉……里人严存性，年少而力字，博涉经史，旁及医药百家之言，方将以儒术取进士，第以见用于世， 而科举度矣，于是益取医家之书而读之，求尽其术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往年余留京师，闻京师之人多称之。今年余还乡，又闻乡里之人多德之，及与之语，出入百家，征以六籍，于是知存性果儒者而为医也，其为医果异大康众者也。”真实描述了一位弃儒从医而成为儒医大家的人物，儒学医学两精，为士林所称颂。

　　明代以后，儒医的社会地位更高，明太祖所遣琉球使胡翰，曾授衢州教授，预修过《元史》。他在《择术》中说：“儒者之医，趋人之急不规其利；推吾之仁不矜其技；呻吟痛苦，视彼犹己，恒平其施。行于洲理，贫贱不苟拒，姻友不苟取，曳裾公卿之间，不知爵禄之为荣、而势利之可幕，非儒者畴臻是乎！”（《胡仲子集》卷三）意思是为儒者难以做到的事，往往医者却能做到；儒医的道德是儒家最高尚的道德。这正是范文正公的“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本意。

　　《孟子·滕文公》上说：“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歇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是在世子。”宋代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这是中国历代皇朝的一个特点，宋代因皇帝偏好医学，也使儒教的正统地位更加巩固，加上儒士本身对实际应用的价值取向，医学一途便被认为是实现仕途的理想路径之一。

　　其内在原因，主要是由于宋代统治者夺取政权以后，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文人具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大都是社会的主体，曾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在社会政治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等。受儒家济世救人的医德思想影响，统治者又高度重视医学与养生学，屡次颁布医学诏令，大力普及医学教育，大量吸收有文化素养的儒生学医，官方还多次组织医学专家和文官大臣编修中医方书和本草著作。这一系列举措营造了社会浓厚的重医风气，大大提高了当时从医者的社会地位。另外，宋朝的几代皇帝大都自身爱好医学，也对世人学医起了一定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就懂医道，曾亲自为其弟宋太宗艾灸治背疾；宋太宗赵炅素喜医术，曾亲自收集名方千余首。正所谓“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成为旷世流风，儒士箴言。儒医的道德传统开始形成。

　　范仲淹所谓“良医”，实即“儒医”。 林亿在《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中说：“通天地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之事乎！”基本说明已启儒医之门。

　　宋徽宗崇医，如崇宁二年（1103年）上诏：“今欲别置医学，教养上医。”这就是最高统治者对医学教育的旨谕。这就是说，要从国家层面建设高等学府，从事医学教育，相当于开办中央医科大学。宋徽宗眼里的“上医”，就是儒医，诏谕上还说：“建学之初，务欲广得儒医。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宋会要辑稿》）能够达到上述要求的，朝廷视如儒生，这样的医者可以“人于清流”，并套用武阶，医官的地位大大提高，儒医的地位得到确立。儒医不仅仅指良医，而且指习儒而通于医术的人。以儒而知医，儒而兼医，这种社会风气朝廷不断提倡，影响甚广，同时，也给许多落魄儒士指出了另一条出路。

　　“儒而知医”推动中医发展

　　历史上宋朝许多士大夫不但不轻视医学，反而以不知医为耻。许多人亲自整理、收集验方、单验方或家藏方，而且编纂成册、刊行于世，如沈括、苏轼、陆游、朱熹、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辛弃疾、司马光、黄庭坚、范成大、苏颂、洪迈、郑樵、蔡襄、文天祥、郭思、张载、文彦博等，几乎到了“无儒不通医”的地步。

　　譬如大学士苏轼对中医药学也颇有研究，著有《苏学士方》，后人将其与沈括所著的《良方》合称作《苏沈良方》，流传至今。在《宋史·艺文志》上载，是沈括、苏轼所著。在《永乐大典》载有增附，史称沈括于医药卜算无所不通，尤其是药议一卷，“于形状性味，真伪同异，辨别尤精。”并说“轼杂著时言医理，于是事亦颇究心。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试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苏沈”的沈括，虽非以医为业，然其对于医药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晚年更是致力于医药学的研究，在《梦溪笔谈》里，对药学方面的论述十分精辟，从采药、用药到辨药、制药均有论述。他和苏轼所著的《良方》《灵苑方》影响十分深远。清代陆锡熊、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苏沈良方提要》中就评道，“宋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证治验，皆详著其状，确凿可据。”

　　中国历史上，“医为儒者之事”的观念一直很深，这种社会现状，到了1271年入元，忽必烈的狂风暴雨卷进中国，儒者地位才有所下降。元朝将职业的等级分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当时儒士的地位还不如娼妓。但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时的知识分子在这种形势下，却获得意外发展。他们政治失意，但在诗文、戏曲、小说、艺术、字画、园林堆造、医药、算数、历法、工程、水利、机械制造等艺术文化领域反而分途迈进。元代的社会使中国走上了一种变型，然而所幸元朝国祚不到百年，蒙古政权即崩溃，历史呼唤着中国人重来恢复汉唐旧轨。虽然元代医生地位高于儒士，但仍未能驱减汉民族意识中的医儒不可分的观念。儒医诸论仍复迭出，“儒医”之称仍是从医者追求、向往的美誉称谓。

　　然而，宋代学风终究不同于汉唐，它一反汉唐的训诂注疏之学传统，而强调“穷理”，提倡“格物致知”，形成了颇具革新意味的“义理之学”。朱熹解释“格物致知”，意思是穷究事物之理，而获取知识，提倡对自然界和人本身观察，注重对客观事物规律的探讨。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许多文人士大夫把“格物致知”的内容嫁接到了医学，从更广泛的范围探究医学原理及相关知识。

　　另外，许多文人在诗词当中描述药学使用，譬如辛弃疾的《定风波·静夜思》：“云母屏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镂织流黄，柏影桂枝交映。从容起，弄水银塘。连翘首，惊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熟，地老菊花荒。”一首词就含25味中药。文豪们不仅涉猎医学，还借儒学研究医理，将仁义孝慈纳入医德规范，这样，“仁爱”“修身”“孝亲”“利泽生民”等儒家思想深刻渗透到医学里面，从深层次影响、熏染医学队伍，弘扬了“医乃仁术”的思想意识，提高了中国医药学队伍的人文境界。

　　医、儒共同崇“天”倡“仁”

　　医、儒俱崇“天”。甲骨卜辞中有“天”的概念，其后在《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及诸子著作中更是频繁出现“天”的概念。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天人合一”乃是自然规律的外现。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以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热爱生命，热爱自然，能够领会所有生命的语言，时时处处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与大自然的旋律交融相和、和谐共存，这就是“天人合一”。

　　医、儒俱倡“仁”。“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结晶，也是医德的核心。《论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儒家称医学为“仁术”。仁是德的表现，是对人的体贴、关心、怜悯和帮助，历代名医都把“仁”作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点。唐代孙思邈首先提出了“仁爱救人”的医德基本原则：“凡大医治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清代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说：“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则以败，断无以成。”

　　“仁”本是孔子道德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伦理学说的根本。孔子认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这句话反映了孔子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孔子所说的“道”，既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待人处世应当遵循的一定途径、规则、规范，又是指社会政治生活和做人的最高准则。“德”是指个人的品德和精神情操。医亦为仁术。儒家文化深浸在医学伦理中，喻昌曰，“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医门法律》）儒医，良医，无非一个道德标准，一个技术标准。道德标准主要是儒家的标准。张仲景就说过“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斥庸医“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还引孔子的话“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

　　医、儒俱重“德”。关于“德”，《论语·为政》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的观念对中医学影响非常深。《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说：“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正己者，谓能明理以尽术也。正物者，谓能用药以对病也。如此然后事必济而功必著矣。”龚信的《明医箴》概括曰：“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博览群书，精通道艺。洞晓阴阳，明知运气。井药温凉，脉分表里。治用补泻，病审虚实。因病治方，对证投剂。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施药一例。起死回生，恩同天地。如此明医，芳垂万世。”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无数中医人的大医精诚、医德医风、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等都是对仁与德的崇尚。仁、德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重要价值取向，修德与仁的思想使中医学至今绽放着耀人的光芒。历史迄至明清，名医薛雪、徐大椿、汪昂、沈德潜、何其伟等，如星如辰。一直及近代的名医，如萧龙友，本是清制拔贡，也就是入国子监的生员，一般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教满曾赴山东候补。其有诗曰：“京华寐处又重阳，萸酒新成醉一觞。木叶摇风添晚景，菊花宜雨点秋光。似闻断雁凌兵气，可有哀鸿出水乡。不敢登高望西蜀，思家凋鬓早成霜。”萧龙友博学多才，精通诗文书画。其书法工真、草、隶、篆，最喜褚字，亦好临《兰亭序》，纳其神的于行楷之中，挺秀温润，独具风格。又如程门雪，一生嗜好诗文、丹青、书法、金石，尝著有《书种庐论书随笔》《晚学轩吟稿》，境界高雅，文化底蕴广博深邃。其他如裘沛然，早年就学私塾和国学专修馆，除传统儒家经典，对哲学、史学、文学、化学、医学类书籍也广为阅读。裘沛然后来致力于医学，常说“读的书越多，越觉得自己知识的贫乏。人生苦短，学问无穷”。他工诗善弈，技惊里手，以“文化大道”引“医学小道”，特撰《人学散墨》以疗心灵疾患。尤其是其儒学及古体诗造诣尤深，可谓博古通今，医文俱佳。（卢祥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儒医文化研究委员会）